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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述何志斌同志二三事

2009/06/30 来源:民革浙江省委员会 朱馥生

  1948年9月19日在济南战役前线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第96军独立旅旅长何志斌,起义后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第105师师长,随即参加了后期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1950年6月初,他率部进驻浙江,配合省、县地方政府开展土地改革和剿匪反霸;调任浙江省盐警处处长后,协助人民解放军加强海防、缉私护税等工作。先后历任省盐务局局长、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等地方行政领导20余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浙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何志斌于1978年被推举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从此转入从事政协、统战系统的省级领导工作凡20年。其间历任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委,第四届副主委,第五、六届主委,第七、八届名誉主委。自1980年被推选为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起,连任省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在这20年中,他以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爱国起义将领的身份长期领导了省民革的工作,并作为党外代表人士参与我省的政协工作,为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而忘我地
工作。
    何志斌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长期向台湾同僚摆事实、讲道理,现身说法,谈体会,谈感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的政策;宣传新中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他亲自撰写了《济南解放15周年寄语蒋军官兵》、《1973年春节致台湾国民党军政界人士函》、《我所看到的欣欣向荣的浙江轻工业—兼致台湾国民党军官士兵们》等对台宣传稿,针对性很强。如在一篇文稿中他分析了败退到台湾孤岛的蒋军形势与处境后说:“我相信,不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广大官兵,都希望和平,希望有一个光明前途,而且‘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但也有不少人和我在济南时的心情一样,既想走和平道路,又丢不掉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幻想,怕共产党不可信,算老账。其实,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十几年来,年年都有人脱离蒋帮,从台湾回到大陆,深受祖国人民的欢迎。我以为只要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团结台湾军民同胞,一致对外,美帝国主义是容易摆脱的。这样,不但两党之间能摒弃历史纠纷还可以化敌为友,而且前途十分光明,祖国的大门随时随地都是敞开着的。”又如1971年8月间,何志斌撰写的《我所看到的欣欣向荣的浙江轻工业》一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了浙江丝绸等工业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兴衰变化后,深有感触地说:“我参与浙江省轻工业生产建设的领导工作,已经整整20年了。在这20年中,我亲身体会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作为一个原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能够直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何志斌写的对台宣传稿,总是推心置腹,相见以诚,他不讲大道理,而把大道理寓于生动具体的个人经历与切身感受之中。同时,因为他有新旧社会的两种亲身经历,所以他喜欢用对比的方式,生动具体,容易被对方接受。他曾说:“20年来,我亲身参加了浙江轻工业生产的变革,感受极为深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国民党军投诚起义人员,从来都是本着既往不咎,革命不分先后的精神,政治上热情帮助,工作上妥善安排,生活上亲切关怀,同志间团结友爱,互相尊敬。1959年我还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年多,不仅帮助我提高理论水平,而且还专门安排一段时间去东北等地的先进企业参观学习。……回想起过去我在国民党军,虽曾为美蒋反动派卖命出力,但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特务横行,随时可以招来杀身之祸。我虽为国民党军一名少将旅长,也成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更不用说下级军官和一般士兵了!想想过去,比比现在,真是天渊之别!”“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像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次年春节期间(2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表《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何志斌当时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作为省民革领导人担任省政协副主席,这一次又一次的文告,对他是极大的鼓舞与鞭策。他在有关会议上畅谈学习中央文件的体会,以身作则带动全省民革成员积极投入对台工作中,特别在后来兼任省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热情更高。此后,民革中央提出了“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何志斌认真贯彻这一方针,多次向民革成员指出:浙江省地处沿海,与台湾一衣带水,加上历史人文因素,是对台工作重点省份,祖统工作是浙江民革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应发挥“三多”(浙江去台人员多、台属多、浙籍在台军政高层人士多)与民革成员的联系深广的优势。他自己写的稿件少了,但发动民革成员写的稿件则更多了。同时,在民革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多方面、多渠道地开展对台工作。如在1980年到1984年的4年中,全省民革各级组织共举行了对台图片展览会、形势报告会、座谈会、纪念会、茶话会、联欢会、台属座谈会等各种形式的对台工作会454次,为两台一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线台、中新社)和海外报刊所采用的质量较好的宣传稿件420篇,接待了港澳台和海外亲友738人次,有607人(民革成员及所联系的人士)与港澳台和海外亲友进行了通讯通汇,有少数人还去香港和海外探亲会友等等。省民革开展了大量而具体的工作,为祖国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与主委何志斌的带头执行与具体领导分不开的。
    何志斌在组织与主持对台活动中,工作抓大也抓小。如开一次春节联欢会,大至于会议的主题、程序、邀请人员名单、重点发言内容,小至于发信、茶点乃至重点邀请台属的席位,都有周密安排,亲自过问。有人说他管得太细,他却以为,对台工作无小事。早在80年代初,他在民革就一再主张创办京剧研究社、书画社等文化组织,以发挥民革的优势,作为开展对台工作的工具。起初,有的同志不太理解,认为民革不务正业;有的同志说,这是因为何某自己有此类爱好。他听后一笑置之,他搞这类工作,都向当年的省政协副主席何克希汇报,何克希是何志斌当年起义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第105师师长时的老领导(何克希任军政委),何志斌喜欢与何克希谈谈自己的思想,已养成习惯。何克希鼓励他说:“你做,你做,只要是对社会有利,我一定支持。”何志斌后来对笔者忆述何克希对他的帮助时,说:"1981年,省民革办的逸仙书画社尚在草创时期,大部分人社的书画家,对运用中华传统书画艺术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意义并不明确。何克希就在社成立大会上以来宾身份讲话,强调民主党派办书画社不是为办社而办社,办社是为民革的政治任务、祖统工作服务的。还以他秀丽而遒劲的书法写了一幅‘发扬中华艺术,促进祖国统一’的立轴参与蒋庄的展销活动;民声京剧社初建时经费困难,何克希也捐赠40元,并且在星期日来京剧社看排练,支持民革的工作。”
    1983年6月4日,邓颖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1983年6月,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何志斌对于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都在省民革机关和基层支部认真传达,要求大家学习领会与贯彻。在海峡两岸关系开始松动、人员有了往来后,何志斌抓往这个有利形势,特别注意在出境接触“三胞”的民革成员中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同志们出境探亲、讲学,探访回来,他都要开座谈会欢送、欢迎,并亲自主持。他说,这应该成为我们省民革的一项制度规定下来。
    何志斌有一年在政协组团视察石浦时,他特别到避风在港湾的台湾渔轮上去与渔民见面交谈,并把他们要求上岸等具体意见转告地方政府予以合理解决,他还十分重视接待工作,如对接待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冯玉祥将军的后裔等,都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1985年间,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盛的不正之风,民间有怨言。何志斌听到各种反映后也心有所危,几次想向领导进言,但怕掌握不好发言分寸。该年6月,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召开,何志斌在发言中肯定工作成绩之后指出:“当前,我们国家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改革,政协要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积极为改革与开放献计出力。过去一年中,我们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主流,但是也出现了一股逆流,这就是去冬今春所刮起来的一股新的不正之风,如乱涨物价,乱发奖金,以权谋私,倒买倒卖,靠歪门邪道捞取外快等等;加上信贷基金与消费基金控制不严,以致发生失控现象,的确干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进行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千家万户的经济改革,的确是二项艰巨的工作,由于在改革中缺少经验、界限不清而发生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那些不正之风是绝对要严格纠正,对违反了法纪的,甚至要惩办。对一切干扰改革的新的不正之风要与它势不两立,政协委员从自身做起,有责任向所联系群众进行宣传、贯彻中央方针,以保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198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将要提请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审议的1988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送请有关各方人士征求修改意见。何志斌收到后批阅再三,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出了关于社会办学、关于祖国统一、关于土地管理、关于粮食生产、关于盐业生产等5条书面修改意见。
    1994年正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布5周年。笔者曾去访问何志斌。他沉思了半晌回答说:“我从事政协、党派工作数十年,曾多次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的接见,可以回忆的往事与感想很多,但最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件就是省政府工作报告请他提出修改意见的这件事。他认为,这充分说明了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乃是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所罕有的;另一件就是198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全党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通知》的精神,请民主党派领导层进行讨论这件事。他激动地说:“中共的党章在修订过程中,竟然发给党外人士来议论,这是世界各国政党史上所未见的,足见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合作紧密到何等程度,真正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啊!”
    何志斌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值此纪念省民革成立50周年之际,特摭拾他从事我省政协与统战工作数十年间的片段如上,以实史料。

      (本文刊登于《浙江民革五十年》;作者系原民革省委会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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